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国内组织中,我们可以发现去集权化(decen Tralizing)与集权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随着抵制中央最高权威的声势日涨,去集权化日益深入人心。但如果认为这种离心倾向是大众追求民主和独立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大错而特错了。事实却恰恰相反,造成去集权化倾向的根源在于一小撮少数派领袖集团,在被迫服膺于整个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情况下,试图退回到本集团的地方政治活动空间(如邦或州、省区或社区)。那些发现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派的领袖集团,对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不会产生任何好感。既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还不如主导自己所在的地方事务,正可谓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例如沃尔玛,他在自己所在的巴伐利亚地区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有“巴伐利亚的无冕之王”之称。这使他不会去德国社会党的全国性组织中充当二把手。对他来说,宁愿在慕尼黑当老大,也不会去柏林屈身当老二。
多数派竭力要求权力集中,少数派则要求自治。少数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打上为自由而战的旗号。这一点充分反映在少数派领袖的公开言论中,他们宣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反对新的专制统治的斗争。当少数派领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毫无顾忌、不遗余力地取缔党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多数派。
各国社会党中所出现的去集权化倾向与寡头统治的基本原理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少数派在摆脱党中央的控制之后,便很快在自己占据主导的地方范围内建立了集权体制,与他们当初极力反对的中央权力相比,该权力的集中化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种去集权化倾向只不过是一种瓜分权威的尝试罢了,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尝试将大的寡头集团分割成若干小的寡头集团。
现代民主政党组织内部围绕集权化与去集权化问题的争论,其理论意义表现在多个层面。不可否认,两种倾向各自的支持者甚至有时还从理论上诉诸于道德观念,为各自的立场积极辩护。但是,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的以下看法,即认为其中肯定有一派支持(或反对)寡头统治,支持(或反对)人民(或党员大众)主权。无论是政党组织的去集权化倾向,还是对国际(如遥远的国际官僚机构、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权威)或一国范围内(如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权威)的集权化倾向的抵制,都与要求更广泛的个人自由没有丝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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