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自保本能使其为自身创造了最大限度的既得利益。随着愈来愈多的人相信现代社会秩序充满了缺陷甚至非理性——即掌权者惯常所称的不满的增多——国家组织的必要性也随之变得更为迫切。通过设立庞大的官僚职位等级,制造大量直接依赖国家养家糊口的人,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们对国家的支持。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向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它能够提供大量官僚职位;另一方面,公民对官僚职位有着更为广泛的需求。由于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具有剥削性的大资本家和有组织的工人,两者在客观上对中产阶级构成了巨大威胁,使得中产阶级(小制造业主、小商贩、私营手工业者以及农场主,等等)的地位日趋不稳定,进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官僚职位的需求。那些物质生活遭到现代经济发展威胁的人们,会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后代创造安全的生活条件,避免他们的社会地位遭到经济力量的冲击。在国家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并且能够老有所养,这似乎恰好合乎他们的需求。这样,这种没有穷尽的需求总是超过了可能的供给,从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知识无产者"(intellectual Proletariat)。这一群体的规模并不稳定。由于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官僚职位的需求,国家经常被迫开放官僚机构的通道,以吸纳成千上万的求职者,从而将他们从政府危险的反对者转变为忠实的保卫者和追随者。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那些已经在国家管理机构中获得固定职位的人,而另一类正像西皮奥•西费里(Scipio Siphiele)所指出的,是那些力图进入政府堡垒却仍被拒之门外的人。前者可以被比做随时准备替为他们提供面包的国家卖命的雇佣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地是出于对阶级利益维护,部分则是出于个人动机(即惟恐失去已经到手的一切)。只要国家遭到攻击,他们便会挺身而出,因而被视为国家最忠实的守护者。相反,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则成为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始终是一些不安定分子,他们不仅在资产阶级中组织反对派,而且有时也担任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工作。可以肯定,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展总是无法铲平中间阶级的不满情绪,但官僚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而且呈没有终点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日益与社会的整体福利相违背,但这种官僚机器仍然不可或缺,仅仅通过它,就可以满足那些受教育人口对稳定职位的需求,而且它同时也是国家维护自身的重要手段。
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随着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断趋于成熟,它对其他国家劳工运动独特性的认识能力也开始降低。从各国社会主义刊物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攻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所谓的“输出社会主义"的时代,在国际主义原则信念的感召下,社会主义者们执著于高尚的革命原则。他们当中毎个人几乎都是这一广泛领域里的专家(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在他们整个生命历程中,灰色的油灯下,他们畅所欲言,交流思想,即使语言的障碍也阻止不了他们并肩战斗,他们超然于各自国家资产阶级世界之外,对任何能够带来眼前利益的“实用”行动不屑一顾。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纷纷对社会主义者开放参与渠道,首先是允许他们进行政治宣传,随后则是参与积极的建设性工作,这就使社会主义者的注意力不再关注那些恒久的原则,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维持党组织的日常事务上。他们的洞察力提高的同时,却没有了先前的远见。对劳工领袖来说,他们如今关心的是每个月吸收了多少纺纱工、鞋匠或制刷工加入工会组织,整日忙于有关工伤和疾病保险的繁文缛节,以及关涉工厂纠察和贸易纠纷仲裁等专业性问题上,他更熟悉的是如何监督各个合作商店的收支以及天然气的消耗量,而对整个(即使在最狭窄的意义上的)劳工运动却兴味索然。按照人的心理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时的劳工领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那些有关历史哲学的重大问题。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国际问题,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谎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试图从某种更为高远的视角而不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判断问题的人,他们则视之为“无能之辈”、“门外汉”、“平庸之辈”;而将那些试图在他们已经熟悉的立场和途径之外另辟蹊径的社会主义者视为动机不纯,甚至将他们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异类。于是,这种专业化趋向使劳工领袖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而且目空一切,放弃了长远的打算,这成为现代劳工领袖的普遍规律。日益增多的科学研究,使得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不复存在,他们的地位被传记作家取代。通才式的动物学家巳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鸟禽学家和昆虫学家,而昆虫学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鳞翅类昆虫学家、甲虫学家和蚁类学家。
阿尔弗雷德•韦伯在谈到官僚体制时指出,官僚制是个人自由的死敌,它反对任何大胆的政策创新。下级服从上级压抑个性的张扬,使一个由受雇者主导的社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和市侩气。官僚作风败坏人格,使道德陷于贫困。在所有官僚体制中,人们都在绞尽脑汁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蝇营狗苟以求晋升,对下属专横跋扈,而对上级却逢迎拍马。在德国社会党内部,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可以说是维护个人人身和精神自由的最为勇敢的斗士之一,他不遗余力地谴责“官僚化倾向及其对个性的压抑”。在他反对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同时,还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普鲁士国家,他说,可以肯定,普鲁士国家是按照典型的官僚制齐一化原则统治的;同样,尽管普鲁士国家在表面上成效显著,然而由于其官僚制特征,使得它从根本上说是在走下坡路。即使在普鲁士出现某些名人才俊,他们也无法见容于这个国家。这样,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生活变得毫无生机,最终蜕化为一架冷冰冰的统治机器,对任何真正的进步充满了敌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官僚体制日益沉溺于日常事务,该体制就越表现得偏狭、目光短浅、刻板僵化而且不能宽容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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