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3日，下午16点49分。让文化见鬼去吧，书摘3

让文化见鬼去吧，书摘1


让文化见鬼去吧，书摘2


堕落的征兆，正如一个国家在艺术中所暴露出来的那样，乃是冷漠，浮夸和奴隶状态。冷漠就是欣赏的缺席：在工业时代，这是对艺术的一般态度。


冷漠是地方的流行病。这种疾病已经在我们整个文明当中四处蔓延，是一种生命力减弱的征兆。感受力变得迟钝，一般人不再喜欢触碰人生的锋芒，不再喜欢新奇的想象和新鲜独特的感觉。他宁愿带着烦闷厌倦，愤世嫉俗的盔甲去面对生活，把放浪形骸当作坚硬的盾牌来抵挡绝望。如果有钱，他可以肆意享乐；如果没钱，他可以一头扎进廉价，虚假的好莱坞世界，画饼充饥，享受富裕生活的光彩；或者孤注一掷，拿所剩无几的那点先令去赌球，指望某一天能够放开手脚任意挥霍








正因为艺术史这样一种个体性的创造活动，完美的创造需要以自由做保障——心灵的自由和身体的自由。它经常会遭到以下观点的反对：有些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在危难之际创造出来的——《神曲》是一个政治上的流亡者写出来的，而《堂吉诃德》写于监狱。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个案，就会发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但丁算得上一个高贵的政治流亡者，他的时光是在各种乡间住宅里做客打发掉的——对于诗歌活动来说，这个处境可不坏；至于塞万提斯，在贫困潦倒，饱受迫害的生活当中，监狱是一种安宁，自在的休息。


毋宁说，在现代文明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果拥有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安全感，其作品将更为杰出。这里有达芬奇给他的赞助人的一封信的片段。“我深感抱歉，”他写道，“我不得不赚钱谋生，这一事实恐怕已经妨碍了我去继续完成殿下交托的工作，但我希望短期内可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静心工作，我曾向阁下自荐，一定会让您满意。如果阁下认为我有钱，那您肯定受了蒙蔽，因为三十六个月来我要养活六张嘴，而且我已经挣到了五十个达克特。”这个人或许具备人类曾经有过的最佳才智，却为那么一点钱饱受困扰，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境地。








天才难以界定，我们也许该做适度的限制，把它描述为我们称作才能的禀赋。具有天才的人总是一个“局外人”——天才的作为，正如歌德所言，乃是无意中做出的，天才的作品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社会规律的运行，天才就像一颗彗星，在夜空中一闪而过，扰乱了正常的星图；或者少一些隐喻的色彩，可以说天才是一种生物的“突变”，而不是人类艺术家的代表。








在艺术史上，天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荷马和莎士比亚之流没有“碰巧”运用他们那不合逻辑，无法预知的方式，艺术史也就与其他技艺（比如工具制造和农业生产）的历史没有什么两样了。在漆黑一团的世界中，正是那突然闪现的荣光，正是那光亮的非理性和反常性，让艺术显得高贵卓越。


这样，艺术从根本上讲就是独立于政治的，正如它独立于道德和其他所有世俗的价值标准一样。艺术天才在道德上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而又确切的事实。艺术史充斥着堕落，通奸，贪婪和怨恨，在这一点上，艺术家既不比其他人更坏，也不比其他人更好，因为艺术家都太有人性了。


艺术家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同胞不仅不信任他，而且常想要消灭他。在极权主义社会，这种事情屡有发生，但即使斯大林，也不敢除掉帕斯捷尔纳克。的确，帕斯捷尔纳克是文学天才中的英雄式的原型：不愿顺从，毫无畏惧，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而非国家，政党或教条的一部分。天才总是具有这种不确定的确定性，这种激情四溢的特质，这种零零碎碎的完整性。不属于任何抽象的概念。这正是天才的本质。


我使用了“天才”这个词，谈到了荷马，莎士比亚，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之类的原型，好像是要对艺术领域进行狭隘的限定，但那非我的本意。天才是千真万确的——当我们假定它曾在荷马身上存在的时候。但它在更多的时候却难得一遇，似乎是灵光一现，从另外一个国度突然降临在艺术家身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它的显现似乎纯属随心所欲，而且，它既降临在宫廷和学院，也同样会降临在农夫的庄园。它之所以不合逻辑地与政治自由相连，原因即在于此。艺术家喜爱自由而厌倦专制，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一套所谓的民主制度比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或极权政治更有利于艺术的流行


我必须让自己的头脑异常清晰，因为这一观点很容易被曲解，却是我书中的核心议题


当然，有这样一种观念，艺术受制于那些困扰其他一切生活形态的偶然性——它完全有可能被敌对的物质力量压服，为战争，饥荒和瘟疫所摧毁。在这一点上，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占据优势，艺术都同样要承受。它还有可能遭受忽视——天才有可能穷困潦倒，为无知和误解所窒息。但是，如果以为民主政治中有某种内在的力量会促使艺术家不断涌现，那可就错了。的确，就民主是一种测试程序，一种关于常态和平等的意识形态而言，它反对所有类型的天才，尤其反对那些其作品无法为通常的经济规模所接受的个体。在民主社会，艺术家是一个“局外人”，我们那些意在民主地赞助艺术的方案全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我们现有的繁多的社团编制出一张大网，但网络却很粗糙，姿态也很盲目。正是在民主的状态下，它丧失了识别的能力：它的感受力在委员会的运作中变得迟钝，在官僚化的程序中变得懒散，在组织机构中失去了人情味。审美感受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马丁.布伯所说，它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因此我的结论是，从创造性这一角度来说，艺术几乎与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其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它是人类精神之非政治性的显现，政客们虽然可以为各自的目的去利用或咒骂它，却既不能创造也无法控制它——更无法毁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