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7日，上午7点30分。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11

无产者大众起先之所以只是本能地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启发教育。而这种教育能够给予他们以某种线索，借以理解无产者所受压迫的历史过程，这种过程表面看来往往显得含糊不清。对于那些软弱无力并因此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阶级来说，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教育，并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所以，除非获得某种启发教育（这种教育可能来自本阶级成员，也可能来自一般人所说的“上层”阶级），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道德权利和政治一经济权利，他们便不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似乎已成了一个心理一历史规律。迄今为止，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出于以下心理反应: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未受过教育、没有法定权利的大众认为自己承受着压迫，那些对社会体制有着丰富知识，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们同样也这样认为；既然连上层阶级中的智者都预言我们将获得解放，那么，这一理想就不能被说成是异想天开了。


在早期的阶级斗争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运动，都是在那些来自运动所反对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的鼓动、合作、领导之下进行的。斯巴达克思曾鼓励奴隶为自由而战，虽然他出身奴隶家庭，但他当时已经获得了自由，而且在色雷斯有自己的财产。托马斯•闽采尔（thomas Miinzer），图林根农民战争的主要发起人，然而他自己却并非农民，而是一位博学之士。弗洛里安•吉尔（FLorian Geier）是一名骑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第二等级（tiersetat）解放运动最为著名的领袖——拉斐耶特（Lafayette）、米拉波（Mirabeau）、罗兰（Roland）以及西耶斯（Sieyfes），都出身上层阶级。弑君者菲利普•埃加利特（Philippe-Egalite），自己就是皇室家族的成员。从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看，这一规律概莫能外。德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林德尔（Theodor Linder）声称，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总是由非工人阶级人士“唤醒”的。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因为它使我们不由地想起巫师边挥舞着魔杖边说：“已发生过一场劳工运动了，那就再来一场劳工运动好啦!”而且，林德尔的说法也欠准确和周全。因为他未能认识到这里的“唤醒”并非凭空而降，也不能说是某个“伟大人物”的杰作。而某些历史学派正是将这些“伟大人物”作为他们历史前进动力理论的基石。实际上，劳工运动的产生需要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任何运动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尽管林德尔未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较好的阐述，但有一点却是正确的，即现代劳工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来自“有教养的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以及哲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以及欧文（owen）；政治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路易•勃朗（Louis Blanc）、布朗基（Blanqui）、拉萨尔（Lassalle）；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罗德贝（Rodbertus），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虽然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曾做过裁缝店学徒，皮埃尔•勒鲁（Pierre Le Roux）是自学成才的哲学家，但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前者。而只有印刷工人出身的普鲁东，在国际舞台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在最近几年投身劳工事业的著名演说家中，出身资产阶级的仍然占绝大多数，而工人出身的则少之又少。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重要领导人的名单可以开列一大串；而那些出身地道的工人家庭，并在本阶级历史上留下卓越功勋的领导人，我们一口气便可将他们的名字开列出来，他们有贝努瓦•马隆（Bfenoit MaLon）、倍倍尔（Augusst Bebel）以及爱德华•安塞尔（Eduard Anseele）。尽管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实践运动的伟大领袖、强有力的组织者，然而都无法被列人具有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行列。


我们发现，资产阶级的反抗背后有着坚定的自信心作为支持。然而，阿米西斯和海涅都有一个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那就是:一个对自身的存在缺乏充分信心的社会，便意味着它已在政治上处于弥留之际了。特权阶级在维护自身特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信心和耐力表明，它仍具有某些使自己存在下去的素质，特别是其中隐藏的某种冷酷的力量，它不仅可以在残酷、没有道德心的情况下凸现出来，而且会在强有力的自信心的作用下，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宣传鼓动的目的就在于动摇对手的自信心，并使他们相信我们的主张要比他们的立场更高一筹。社会主义尤其不能低估华丽的言辞背后强大的说服力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巨大成功。但由于受社会关系的局限，这种说服的力量必然有一定的限度。当试图动员普通大众和社会各阶级人们参加旨在获得自身解放的运动时，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手段往往能够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一再告诉我们，当试图说服那些特权阶级，要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或个人，放弃他们自己于社会中已占有的统治地位时，这种手段也就无法奏效了。


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已经赢得了许多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的青睐，该学说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刻，甚至使他们可以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离开父母、亲友，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丝毫的惋惜和迟疑。他们已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解放事业。然而，这种情况只能是个别的，并非整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内的普遍现象。这个阶级并未因那些背叛者而遭到丝毫削弱，而且历史上从未出现整个阶级拱手让出自己所有的特权这样的现象。这一阶级从来不会认为有什么强有力的道德依据，为了那些“难兄难弟”而放弃自己的特权。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仅只阶级利己主义就足以使他们不会那样做。而阶级利己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任何其他阶级的共同天性。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最终与那种不知何谓阶级的人类社会理想相耦合，至少在抽象的层面是这样。不可否认，在统治阶级和占有者阶级内部各阶层中，阶级利己主义的表现程度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某些土地占有者阶级——典型的如普鲁士容克地主——至今仍公开叫嚣:那些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人，已危及到我们的阶级特权，应将他们视为罪犯和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