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2日。上午9点17分。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书摘5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Frazer）曾指出，一个国家秩序和权威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的迷信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迷信是达到一种良好目标的卑劣手段。在大众的这些迷信观念中，弗雷泽提醒人们注意，民众常常相信他们的领袖属于一个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实际上，在过去五十年里，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政党组织中可谓屡见不鲜。领袖相对于大众的优越地位不仅在于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而且在于领袖于正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使他们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一般说来，大众对领袖的崇拜往往是潜在的，它通过某些信号传达出来，而这些信号常常不为人们所察觉，例如民众称呼他们所崇拜的领袖的名讳时所表现出来的语气，对领袖的任何示意表现出绝对的顺从，以及当发现有人攻击领袖人格时所表现出来的恼怒。而在那些领袖个人影响特别突出的地方，人们在那些躁动的时刻往往表现出极度的热诚。

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不仅迫切需要服膺于某种伟大的理想，而且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抱持这一理想的人顶礼膜拜。他们对这种世俗化的神圣权威的膜拜与他们的文明程度成反比。肖伯纳对民主制度的如下充满悖论的界定不无真知，他将民主视为偶像崇拜者的集合，它与贵族制相对，后者是偶像的集合在大众的许多思想观念中，只有这种崇拜才具有持久性。

在这种崇拜的对象之中，自大狂便会应运而生。这种略带滑稽色彩的极端的自以为是有时也表现在现代大众领袖身上，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常常是些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充满谄媚逢迎的氛围。领袖身上的这种过分的自视高明会释放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大众对他们的领袖的膜拜就是明证），进而成为强权的重要源泉。

在劳工运动正在不断兴起的年代里，领袖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说才能。对散漫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逃脱那些华丽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高超的演讲才能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它能够使公众成为演讲者意志的俘虏。如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便是:它已成为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自身魔力的当然猎物。在民主政体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便成为理想的领袖人物。

相反，在德国，像爱德华•伯恩斯坦这样的人物之所以长期难以获得显赫的声名，主要是由于他缺乏演说才能，尽管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荷兰，纽文胡斯（Domela Niellwenhuis）最终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如保尔•拉法格这样具有相当天分、受过系统教育而且与卡尔•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家庭关系的人却未能像盖达那样在党的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根本算不上受过什么教育，也不具有什么过人智慧的盖达，却因他的演说才能而得以进入委员会。

那些具有演说才能的人能够在公众心目中获得近乎绝对的优越地位。大众所欣赏的首先是演讲者的口才，诸如声音悦耳动听、铿锵有力、才思敏捷而且风趣幽默；而演讲的内容则是其次的。如同遭到狼蜘蛛的螫咬一样，那些四处奔走，向人们宣传其主张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的同志，而那些不善言辞默默工作，对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却常常遭到鄙视，他们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勿庸置疑，对大众来说，由铿锵悦耳的演说激起的亢奋情绪经常只不过是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幻灭的开端，这或者是由于演说者的实际行动与他所承诺的相去甚远，或者仅仅是由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少特殊才能的凡夫俗子。然而在多数情形下，由于被演说者的感召力所深深折服，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演说者的心醉神迷，使普通大众往往在演说家们身上发现自己被放大后的形象。继而言之，大众对演说家们的崇拜和狂热只不过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这种情绪正是演说家们宣称自己的言行代表着大众（即每个个人）这一承诺推动的结果。在对那些杰出的演说家所发出的号召做出回应的过程中，大众在无意识之间受着他们自己身上的自利倾向的影响和左右。





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例外，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但自己却成立组织，这与他们所秉持的原则是相悖的。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他们通过合法途径诉诸于选民，将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并将“攫取政治权力”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即便是那些革命政党的代表也希望有机会进入议会。起初，他们往往很勉强地承担起在议会中的工作，但随着他们对工作日益投入，职业热情不断提高，他们也就越来越脱离普通选民。代表们所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就要求他们自身知识技能的不断提高。这样，他们自己与普通成员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

领袖除了在技能上具有优势外，还有某些其他因素，诸如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在议会中所受到的社会教育，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工作中所接受的特殊训练，等等，使他们能够凌驾于大众之上并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可以想见，领袖们会将自己在议会中所学到的政治手段应用于政党的日常活动中，这就使他们常常能够成功地将反对派纳入自己的旗下。那些富有经验的议员深谙如何控制会议的议题，如何应用和解释规则，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动议；总之，他们善于运用各种手段避开有争议的问题，从敌对的多数派阵营拉拢支持者，或在最坏的情形下至少可以使对手保持沉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投票之前运用直接的或经常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到通过各种迂回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即便这种战术对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帮助，却会给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作为大臣（referendaries）、报告起草人（rapportellrs）和专家，许多代表能够准确把握有争议的问题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们善于转移话题、拐弯抹角以及运用玄妙的语汇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人陷入五里雾中，而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们自己熟悉。这样，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们本应是大众的“理论阐释者”，结果却使大众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明白他们的用意。这样，他们便摆脱了所有对他们进行控制的技术手段。他们就这样操纵了整个局势。

正是由于认识到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真正完全实现人民主权是不可能的，所以某些著名的思想家就提出:民主应当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曾提出应当让民众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的控制权。这对拥有主权的普通民众来说，无异于主动放弃主权权力。法国大革命曾公开宣布要将自由的人民民主和人类平等原则付诸实践。革命者认为，通过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所传达出的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企图恢复君主制政府的人处以极刑。在这里，重要的是大众进行协商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戒严令的威慑力。即使近乎狂热地倡导人民主权的维克多•康斯德雷（Victor Considerant）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的运作机制显然太复杂，大众自己无法使其正常运转，因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组成一个专家小组，后者负责审议经民众原则同意的法律条文。伯恩斯坦也否认普通人在政治上有能力合理地无限制地行使人民主权，他指出，除非每个人最终都变成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问题只能激起很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而且只有他们才有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获得有关问题充足的信息以便做出审慎的决断，就要求具有一般人少有的责任感，而这至少在目前是大多数普通公民无法达到的。





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德国，那些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也很少加入其他政党组织。除了少数彻底背弃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些人在为党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政坛而投身其他领域。某些知识人在党内迅速崛起，然而很快便从党的队伍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经过短暂的、急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后，他们便从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退出，转而埋头于那种与世无争的研究。而且，随着他们退出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疏离感也与日俱增，也许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谓的科学精髓从未产生过认同感。在这类人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列举出一些人的名字:保罗•厄恩斯特（Paul Ernst）博士，曾担任《人民论坛》（Volkstribiine）的编辑；布鲁诺•维利（Bruno Wille）博士，曾经领导少壮派（Die Jungen）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内元老公开叫板（1890年）；奥·恩·哈特利本（Otto Erich Hartleben）博士，曾担任《前进报》特约剧评，但从未在党内赢得显赫的声名；路德维希•沃尔特曼（Woltmann）博士，曾作为莱茵河畔制造业重镇巴门的工人代表出席1899年在汉诺威召开的党代会，在会上积极为伯恩斯坦申辩，他撰写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并对社会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最终全身心投入到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还有厄恩斯特•吉斯特罗（E•Gystrow）（即Willy Hellpach博士）；等等。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德国文学界或科学界赢得相当的声望，然而他们却并不适合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为某种牢固的信念所主宰，并将这种信念甚或整个社会主义的实现完全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党组织。而一旦当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尝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时，便充满失落感立即弃之如敝屣。

对民主而言，领导人的长期在位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些渴望保持自身民主本质的组织都规定，所有领导职务都应当有一定的任期。从通过普选产生公职的数量和举行选举的频率来看，美国公民无疑享有最为广泛的民主。在合众国，不仅立法机关，而且所有高级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官员都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据统计，毎位美国公民平均每年要参加的投票活动达22次之多。如今，各国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也要参与类似的范围广泛的选举活动:议会、郡政会和市政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地方和全国性党代会代表的提名；执委会委员的选举以及同一机构的复选；等等。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组织中，官员的任期都很短，至少每两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选举。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就越大，他的独立性也就越高。所以，为防止民主可能遭到寡头统治的侵蚀，经常的选举无疑是一种基本的预防手段。

因为在民主政党内，政党领袖是通过普通党员大众选举产生的，而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失去手中的权力，而被迫寻求再次当选的可能。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将确保党组织内的民主过程。民主原则的推行不但持久而且顺理成章，将在客观上防止形形色色的个人图谋和因循守旧。在宪政国家，必须由议会多数党负责组阁。同样，在社会党中，重要的职位必须由那些在党代会上代表主流意见的党员担任。所以，党内元老必然要让位于党的新生力量，让位于那些在数量上赢得优势的新骨干，哪怕后者仅仅获得了51%的支持率。而且，必须设法避免同一批人长期身居要职，以免他们积习成癖，将自己视为当然的领袖。然而，在那些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内部，实际的情形与这里的理论相距十万八千里：对习惯的依恋，以及对稳定的本能青睐，经常使人们将目光放在过去而非现在。政党领袖的职位之所以长期被同一些人控制，并非特定时期党内力量对比使然，而仅仅是因为一切均已成为既成事实。正是由于这种群体性的惰性，或者委婉一点说就是惰性规律，使得领袖们只要愿意便可长期身居其位。

随着领袖与普通大众日益疏远，而领袖集团内部的职位座次需要排定时，他们不是通过普选而是通过选拔（Cooptation）的途径。为了不失时机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滥设职位。这样，领袖们便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小集团，在政治上相互结盟，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对他们来说，由谁继承自己的职位不是普通大众说了算，而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继承人。通过直接或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在本集团内部进行权力父易。

另外，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另一种严重的带有寡头特性的现象，即裙带关系（nepotism）。候选人的挑选总是被控制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及其助手，正是由他们向普通工人大众推举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民的支持往往被视为某一家庭的私产。